常德日报记者 丁时慧 徐睿 见习记者 郑子欣 文/图

7月18日，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高锋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老照片。那是1996年，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他身着借来的西装，梳着当时流行的“郭富城头”，正专注地记录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的证词。

“那时候我的脸上还透着青涩，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近30年。”高锋回忆，那时他在常德一家律所实习，他的指导老师羿保刚律师正好是“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偶然的机缘让他开始系统调查这段历史。通过大量走访，他与委员会成员共同确认了有名有姓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7643名。“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高锋说。

在调查过程中，高锋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自己两位早逝的伯伯正是死于那场鼠疫，而常德首个确诊鼠疫的受害者蔡桃儿还是自己的远房亲戚。“小时候就经常听家人提起两位伯伯的事，但一直不清楚具体原因。我们在调查中一遍遍比对了时间、地点、传染路线、症状等关键要素，这才清楚情况。”

这个发现让高锋的调查工作有了更深层的意义。“我最初只是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但当看到受害者的照片和证词，特别是了解到他们中很多人至死都不明白亲人为何突然离世时，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1997年，高锋的奶奶和父亲作为常德籍原告，和浙江等地的原告团一起，发起了一场跨越10年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其间，高锋全程见证并参与了这场跨国诉讼及调查工作，多次自费前往日本跟进上诉工作，还参与了很多日本民间组织针对该案的演讲会、听证会和民间团体交流。

2007年审判结束时，日本最高法院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并赔偿的诉讼要求，但判决书上承认了日军细菌战罪行。

面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高锋决心继续为受害者奔走维权。“我们的诉求很明确：一是承认事实，二是公开相关资料，三是向受害者谢罪道歉，四是给予赔偿，五是推动中日实现真正友好、杜绝类似细菌战的反人类事件重演。”

他牵头成立了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并任会长，组织和带领受害者和原告们继续调查取证。“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个资料室，里面有上万份的常德原告诉讼资料、在日本民间搜集的资料等等，都是非常充足的细菌战证据。”

他作为特邀讲师，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的学生一遍遍讲述常德细菌战调查与诉讼过程。

他作为受害者遗属，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在镜头前还原当年细菌战真相，揭露日军无耻罪行。

他作为特邀研究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并成功结项。

他作为出资人和发起者之一，推动建立了桃源县马鬃岭镇细菌战死难者“劫难碑”，真实记录1942年马鬃岭细菌战受害的全部经过并将其公之于众。

他作为嘉宾，多次去哈尔滨、浙江等细菌战受害地调研交流，推动侵华日军哈尔滨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和常德共建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展览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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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细菌战诉讼案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决不能让细菌战罪行沉寂。”今年4月，高锋赴日本拜访了国会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还递交了请愿书。让他欣慰的是，经过交谈，小西洋之真诚地对细菌战受害者表示道歉，同时愿意督促政府公开史料、开展调查。

“只要奔走呼号的脚步不停下来，正义就一定会胜利。”高锋说。

（相关档案资料由市档案馆友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