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日报记者 丁时慧 见习记者 郑子欣 文/图

“一晃已经几十年了，我也老啦！”近日，在鼎城区石公桥镇，78岁的熊金枝迎来了日本友人一濑敬一郎的探望。她摩挲着对方带来的老照片，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

这是一张简单的证件资料照，熊金枝略微过耳的整齐短发又黑又亮，眼神中透着坚定。

这张照片定格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抗争——1997年，她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的原告代表，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其承认罪行、道歉赔偿。

熊金枝是诉讼案的原告，一濑敬一郎是诉讼案的辩护律师，这些年多次到常德和原告们会面、访谈。而这场跨国诉讼的缘起，要追溯到1942年那个被死亡笼罩的秋天。

1942年深秋，石公桥镇暴发骇人听闻的鼠疫。熊金枝的父亲告诉她，镇上的鱼行、肉行、粮行里，老鼠的尸体成堆出现。不久后，她的奶奶陈三元突然高烧不退，脖颈肿得无法吞咽，几天后痛苦离世。没多长时间，她的爷爷、叔爷爷也都死了。

那段时间，镇西的乱葬岗几乎每天都有新坟出现，曾经熙熙攘攘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鬼镇”。“家里穷，连棺材都买不起，父亲和几个亲戚只能趁着夜色，偷偷把爷爷埋在熊家桥下。”熊金枝说。

后来证实，这场鼠疫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空投的鼠疫跳蚤所致，石公桥一带有千余人丧生。

“从小就听父亲一遍遍地讲。”熊金枝出生于1947年，并未亲身经历那场灾难，但父辈的讲述让恐惧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她说，石公桥的孩子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诫，不要随便捡地上的旧布、纸片，这也成了她一生的习惯。“小时候，我总觉得镇上的石板路下埋着无数冤魂，路边的每样东西都可能藏着致命的细菌。”

“做了这么坏的事，为什么还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随着熊金枝逐渐长大，这种恐惧逐渐化作了愤怒。1997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派人来石公桥镇调查受害情况，她流着泪把家里的遭遇说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成为61名常德籍原告代表之一。“还有那么多受害者家属和我一样痛，我怎么能沉默？”

2007年，跨越十年的维权诉讼之路迎来三审审判，日本最终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要求，但熊金枝心里并没有放弃。

“审判结束快20年，目前在世的常德原告只有17人了。还争吗？”一濑敬一郎问熊金枝。

“那些冤魂都还在等待日本政府的说法，我怎么能不争？”熊金枝说，当年受害的细节已经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她就要继续讲；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控诉，她就要继续参与；只要还活着，就要为细菌战冤魂讨个说法。